4月10日，由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政府、作家出版社主办的第三届丰子恺散文奖颁奖典礼在丰子恺故里——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举行。著名作家、鲁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国欣文旅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洪雷的作品《逆风招展的旗帜》荣获第三届丰子恺散文奖评委奖。
此次获奖的《逆风招展的旗帜》以明初方孝孺舍生取义的故事为线索，以大历史观的叙事方式，逐步引申出文人当有的气节与风骨，以及这种气节与风骨对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组委会在颁奖词中如是评价该作品：“从明清到文艺复兴，从有形的庙宇坟茔到无形的精神风骨，明初第一文人方孝孺杀身殉道的人生经历，在全文开阔的视域、健劲的笔锋和炽热的情怀下铺叙开来，种种临场感十足的细节更是勾勒出一段家国惊变的历史，呈现出高度的人格力量。”
丰子恺先生是文学大家，在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翻译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漫画与散文创作更是成就卓著自成一派。作为对丰子恺散文成就的纪念，“丰子恺散文奖”由桐乡市人民政府与国内权威文学机构共同发起设立，面向全球散文创作者征集优秀作品，旨在彰显华语文学的优秀传承，推动丰子恺文学思想的传播。自2014年设立以来，7年来，累计收到参赛作品17000余件，作家余光中、余秋雨等都曾荣获该奖。本届丰子恺散文奖大赛的参赛作品达到6465件，为历届之最。组委会邀请了国内知名作家、评论家、各大文学报刊主编、散文研究专家、出版界权威人士等组成评审团，经过近半年的征集、初评、终评，最终评出丰子恺散文奖特别奖1篇、丰子恺散文奖5篇、丰子恺散文奖评委奖10篇。鉴于本届征稿作品数量多、整体质量高，特设立丰子恺散文奖提名奖20名。
（文/高玲）
延伸阅读：
逆风招展的旗帜
在人类历史上，他是第一位被“诛十族”的名士,而且这一空前绝后的罪名是他自己“申请”来的。
——题记
一
中国有句古话，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有一个人被公认为明初第一文人，他叫方孝孺，今浙江宁海（古属台州）人，与鲁迅的学生柔石是同乡。年幼时以天资超群蜚声乡里，每天读书超过一寸厚，被乡人誉为“小韩愈”。成年后，师从“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宋濂，宋濂的门生无人能出其右，就连前辈胡翰、苏伯衡也自叹不如。
1382年，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召见了年方25岁的方孝孺。尽管方孝孺的仁政主张与朱元璋偏重刑罚的施政理念相左，但朱元璋还是对这个不亢不卑的年轻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悄悄对皇太子朱标说：“这是一个品行端庄的人才，你应当一直用他到老。”
可惜，朱标死在了朱元璋之前，没有运气用他。
朱标的长子朱雄英比朱标死得还早，更没有可能用他。
好在，朱标的次子——朱允炆也欣赏他。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突然病逝，朱元璋本想立“勇武过人”的四子——燕王朱棣为嗣，但燕王之前还有二子秦王和三子晋王，加上朱棣并非嫡出（朱棣之母并非马皇后），他只能依照多数大臣的意见，立“仁明孝友”的孙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驾崩后，朱允炆顺利继承大统，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先后任命方孝孺为翰林侍讲、侍讲学士、文学博士，国有疑难必要向他询问，使他实际上具有了“帝师”之尊。方孝孺还受命主持修撰了《太祖实录》《类要》等典籍，并有《逊志斋集》《方正学先生集》传世。“君子有四贵，学贵要，虑贵远，信贵笃，行贵果”“不安于小成，然后足以成大器；不诱于小利，然后可以立远功”，方孝孺说过的这些话，句句闪烁着哲思的光辉。时人只要一谈到“方孝孺”，必用“如雷贯耳”来形容。
似乎，这个名满天下的文人应该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二
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方孝孺所服务的建文帝太年轻，太单纯，太急功近利了。
按说，一个年轻皇帝上台，最应该做的是安抚四方，稳定局势，以时间换空间，以恩惠赢公认，待自己羽毛丰满，等藩王慢慢老去，再剪除异己不迟。但朱允炆显然不谙此道，屁股刚沾上帝座，就在几个近臣的鼓动下，开始向叔叔们下手——削藩。燕王朱棣本心有不甘，加上朝廷的削藩之刀即将落在自己头上，便以“清君侧、靖国难”为名，于建文元年（1399）发起了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
闻听朱棣从北平（今北京）起兵南下，年轻的朱允炆立时变得手足无措，派人安抚不成，便无奈地诏令天下出兵讨伐。诏令、檄文皆出自方孝孺的手笔。
本来，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对峙。一方乃当今皇帝，国之正统，手上握有100万军兵；另一方乃一介藩王，手下只有近30万兵力。问题还是出在双方的统帅上，当今皇帝年仅22岁，是在宫廷里长大的嫩苗，从没经历过战争考验，“仁柔少断”，朝令夕改；而燕王正值39岁的壮年，性格比父皇朱元璋还要刚毅，曾多次领兵征伐北元，生猛果敢，“智虑绝人”，堪称一代战神、旷世枭雄。在成王败寇的年代，“以孝治天下”遇到“以武定乾坤”，几乎等同于“秀才遇到兵”，胜负的天平必然出现倾斜。
公元1402年初，攻守双方在山东德州形成拉锯。就连猎狗都知道，将啃不动的骨头吐出来，换个便于着力的角度，以便从容地把它吃掉。想当年辽军就是绕过杨延昭坚守的遂城，到疏于防范的其他城市大肆劫掠的。于是，韬略过人的朱棣祭出辽人用过的奇招，绕过朝廷大军重兵驻防的山东，从朝廷军力薄弱的区域南下，迫使驻守长江的朝廷水军将领投降，然后直捣帝都应天（今江苏南京）。燕军进京时，宫中火起，马皇后自焚而死，朱允炆下落不明。一说在宫中自焚，一说从暗道遁逃到云贵一带为僧，还有一说逃亡到了东南亚国家，据称这也是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初衷。方孝孺因拒绝逃亡，被俘入狱。
朱棣进京后，大肆杀戮曾为建文帝出谋划策且不肯迎附的文臣武将，大臣齐泰、黄子澄等被“灭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被俘入狱的方孝孺也自知难逃一死。
岂不知，有一个人正试图救他。这个人不仅了解他，而且欣赏他，还是他的敌人。
三
这个试图救他的人，名叫姚广孝，今江苏苏州人，比方孝孺年长22岁，早年出家为僧，精通佛、道、儒、兵家之学，后来成为朱棣第一谋士，素来追慕方孝孺的文名。
朱棣率军从北平出发时，负责镇守北平的姚广孝曾跪求朱棣不要杀方孝孺，原话大意是，城破之日，方孝孺必然不肯投降，您千万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绝了。
因服务的对象不同，姚广孝与方孝孺并无交集。但作为对手，姚广孝显然十分了解这个敌人兼偶像。他的这个请求，完全是发自肺腑的。大元一朝，把文人列为“臭老九”，天下文人一直难有出头之日。而明初，又有许多文人死于朱元璋的白色恐怖。如果当今天下第一名士方孝孺被杀，断了的不仅是读书人的种子，恐怕还有读书人最后的气节。
对此，朱棣“颔之”。朱棣之所以答应，并非仅仅是看在姚广孝的面子上，更多的因素是这个人还有点用处。
朱棣在草拟即位诏书时，想到了方孝孺。其实，这个诏书并非一定要方孝孺来起草，大凡举人出身的文官都能胜任。但方孝孺名声太大了，他不仅仅是读书人的领袖，作为建文帝的侍讲学士，他还是文官的偶像。他臣服了，朱棣的继位才算名正言顺，来自民间的非议才有可能平息。所以，这个诏书由他起草，既有权威性，也具号召力，意义非同寻常。
于是，朱棣命人将方孝孺从狱中召来。
一进大殿，方孝孺就当众嚎啕大哭，声彻殿庭。朱棣还算客气，亲自下殿，希望安抚一下，结果引出一段千古对话。
朱棣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意思是先生不要接受不了，更不必悲伤，我是在仿效周公辅佐周成王的古例。
方孝孺反问：“成王安在？”此处喻指建文帝。
朱棣答：“已自焚。”
方孝孺问：“何不立成王之子？”建文帝不是还有儿子吗？
朱棣道：“国赖长君。”国家应有成年人掌管。
方孝孺说：“何不立成王之弟？”建文帝不是还有弟弟吗？也是成年人啊。
朱棣道：“此朕家事！”并让人把笔硬塞给方孝孺，说：“此事非先生不可！”
一落笔，就是荣华富贵；一撂笔，就可能人头落地。对于常人特别是今人来说，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选项，答案不言自明。但这个文弱的中年书生偏偏临危不惧，当着满朝文武奋笔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字，然后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诏不可草。”
之后，《明史·方孝孺传》记载：“成祖怒，命磔诸市。”也就是命令将方孝孺在闹市凌迟处死。
但《宁海县志·方孝孺传》《明史纪事本末》等民间文献记载，两人的对话并未结束，见方孝孺投笔于地，朱棣强压怒火说：“即死，独不顾九族乎？”意思是，你死也就罢了，难道你就不顾及你的九族吗？恫吓与威胁之意溢于言表。
方孝孺用更大的声音答道：“便十族奈我何？”
四
“便十族奈我何？”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一句反诘之辞，因为自古以来最严厉的刑罚莫过于“诛九族”（包括父四族、母三族、妻二族）了，史上从无“十族”之说，法典上也无“诛十族”之例。
但朱棣是谁？他是个连皇位都敢篡夺的人。在他眼里，记录就是要被破的，成例就是要被改的。于是，他“答应了”方孝孺的“请求”，创造性地把方孝孺的门生列作一族，连同宗族合为“十族”，总计有873人被凌迟处死，史称“瓜蔓抄”。
6月25日，也就是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的第八天，朱棣下令在南京聚宝门（今中华门）外公开诛杀方孝孺十族。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诛十族的人，方孝孺就够惨了。但更惨的是，这些受到无辜株连的人，都是死在方孝孺面前的。为了羞辱他，折磨他，朱棣把873个人逐个押解到方孝孺面前，当着他的面杀戮。但奇怪的是，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在临死之际恳求方孝孺臣服于朱棣，以换取自己珍贵的生命。没有，一个也没有。
唯一庆幸的是，方孝孺没有看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临刑。史书上说，他入狱后，他的家人对朱棣之残暴早有耳闻，自知厄运难逃，便提前做了了断。他的妻子郑氏及两个儿子中宪、中愈自缢身亡，两个女儿也投秦淮河自尽。
家人死了，方孝孺没哭；亲戚、门生被杀，他也没哭。直到他的胞弟方孝友临刑时，方孝孺方才泪如雨下。他的胞弟方孝友也是一位骨鲠之士，居然反过来作了一首绝命诗规劝流泪的哥哥：“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方孝孺也作了一首绝命诗回赠胞弟：“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史载，诛方孝孺十族，行刑七日方止。
十族诛完，才轮到方孝孺。此时，方孝孺仍谩骂不止。朱棣恨其嘴硬，叫人将方孝孺的嘴角割开，撕至耳根。方孝孺血涕纵横，仍痛骂不止。之后，据《太宗实录》和《明史》记载，方孝孺被凌迟处死。还有一说，方孝孺是被腰斩的。其实，是凌迟还是腰斩，就像鱼是红烧还是清蒸一样，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根据这一说法，被腰斩后，只剩上半身的他以肘撑地，用手蘸着自己的鲜血，在地上连书“篡”字，写了12个半方才气绝倒地。
他死后，骨骸也被拆散，弃之荒野。他的门生、德庆侯廖永忠的孙子廖镛与其弟廖铭冒险收集他的残骸，掩埋在聚宝门外的山上，兄弟二人因此丢了性命。宁海人马子同偷偷将他的残骸投入井中，后人称此井为义井。方孝孺的著作从此被列为禁书，永乐年间凡藏之者皆为死罪。
五
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横行了几个世纪的中国，有人把方孝孺的行为定位为愚忠愚孝。从表面上看，此说似乎有些道理。朱棣也一再声称，谁当皇帝是“朕之家事”，与旁人无关。况且，朱棣这个皇帝当得也不差，仅拿得出手的政绩就有几项，如重修长城，编篡《永乐大典》，派郑和下西洋，尽管这些华丽的政绩是以劳民伤财为代价的。
暂且不说朱允炆的“仁政”与朱棣的“刑治”哪个更有益于万民，也无法设想前者不被推翻是否也有不凡的政绩，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谁当皇帝，真的只是“朕之家事”吗？众所周知，中国儒家一向认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显然，在被奉为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和正统观念的儒学思想中，皇权的传承并不只关乎皇帝一家人，而是天下兴衰、社稷存亡的大事，朝廷立储要名正言顺，皇帝废立应遵从纲纪，兴兵讨伐须师出有名，否则就是不忠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就会人神共愤。所谓“靖难之役”,不过是朱棣为篡夺皇权打出的一个幌子。朱棣与朱允炆之争，也绝不是什么叔侄间的纠纷，而是正统与非正统的斗争，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而方孝孺恰恰就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坚定维护者，他坚持了那个年代所应该拥有的忠君爱国的理想，体现了一个士大夫心无旁骛、刚正不阿的品质。
有人还说，从为人处世的角度看，方孝孺对待朱棣的方式过于生硬。你想死也就算了，凭什么拿话“激”朱棣，连累那么多无辜的人？明朝钱士升在《皇明表忠记》中就说：“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他的意思，朱棣的疯狂杀戮，是被方孝孺激出来的。言外之意，如果方孝孺保持沉默，朱棣未必会诛他九族，至少不会诛他十族。想来，这个钱士升太高看、太善见这个朱棣了，这个由残忍性格与无上权力结合而成的专制君王，一向视生命如草芥，吃人不吐骨头，杀人不眨眼，仅杀戮建文帝的大臣及家属就达数万人，其中被肢解、油煎、剥皮的不在少数，你居然指望这样一个历史公认的暴君会放过拒绝起草诏书的方孝孺的那些无辜亲友，真是幼稚与天真得可爱。而且，这个钱士升逻辑思维发达得很，你不去追究施暴者的责任，反倒去责备一个被施暴者，这与一个妇女惨遭家暴，却将责任归结到她顶嘴上有什么两样？
的确，在一般人看来，世间最重要的是生命，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漠视生命，更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因为人死不能复生。但是，世上真的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吗？
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回答：有，它就是做人的底线，现代称之为价值观。有一种人，通过读书来求知，又通过求知形成了理论自信，铸就了抵御世俗的铠甲，举起了逆风招展的旗帜，形成了誓死不移的忠孝观念和爱国情怀。方孝孺就是这样的文人，一个不畏强权的文人，一个具有凛凛风骨的文人，一个大写的文人。为了践行自己的信仰，为了维护成宪、维系正统，为了防备篡位导致的生灵涂炭在历史上重演，也为了捍卫“仁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在面对牢狱与铡刀时，早已决定舍身取义，并像张廷玉所说的那样“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悲惨的结局。对于殉道者，死亡是他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荣光。换句话说，你杀了他，其实是成全了他。“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是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是也，“临大节而不可夺”是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是也！因此，明朝名士陈继儒称他为“浙中第一名儒，国朝第一忠臣。”民国大儒胡适评价说：“方孝孺是杀身殉道的了不起的人物。”“硬骨头”的鲁迅在评价被杀的柔石时，说他“有台州式的硬气，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
六
正如姚广孝所预言的，方孝孺一死，读书人的种子就绝了。方孝孺之后，明朝再无一人称得上政治思想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疾步迈进蓬勃发展的近代。因此，胡适感慨：“我国政治思想在14世纪以前，决不逊于欧洲，但近500年来何以不振，这是由于方孝孺被杀的惨剧所造成的。”
更悲惨的是，方孝孺被杀后，许多读书人连气节也丢掉了。大明灭亡时，变节者甚众，仅重臣就有祖大寿、洪承畴、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孔有德、孙可望、郑芝龙、冯铨、张缙彦、阮大铖等上百人。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率领大臣在大雨滂沱中开城向清将多铎投降，更是丢尽了大明文人的脸。殉国者却屈指可数，有名的不过史可法、陈子龙、张家玉、金声、刘宗周、夏允彝、何腾蛟几人而已。意味深长的是，尽管变节者为大清灭亡李自成、张献忠和南明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全国统一之后，当“忠君爱国”上升为核心价值观，对变节者的道德清算就开始了。乾隆当政时，为“崇奖忠贞”“风励臣节”，下令将降清者逐一写入《贰臣传》，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对于誓死抗清的史可法等人，乾隆却称其为“完人”。
七
庙宇，是历史的良心，是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向标，也是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时隔百年，皇权仍在朱棣直系后裔中传承，明神宗就下诏为方孝孺等建文帝时期的忠臣平反。紧接着，一座属于方孝孺的庙宇拔地而起，建庙的人也是一个有骨气的文人，名叫汤显祖，戏剧《牡丹亭》(又名《还魂记》）的作者。到了清朝，历代皇帝仍对方孝孺赞赏有加，康熙皇帝在巡幸松江时，专门为方孝孺祠题写了“忠烈名臣”的匾额。
一个人缺少什么，往往就会鼓吹什么。这座文人的庙宇在太平天国运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一再遭遇战火，但屡毁屡建。重修庙宇的人里面，居然有一个最缺骨气的官员——李鸿章。
在如今的南京雨花台风景区，如织的游人只知道这是一处红色旅游胜地，内有雨花台烈士群雕、烈士碑、烈士纪念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烈士纪念馆北部绿树掩映的山坡上，有一座面朝西方的高大坟茔，那就是公元1999年重修的方孝孺墓。如果您有幸莅临雨花台，一定别忘了瞻仰一下这座可能连方孝孺遗骨也没有的墓地，因为这里储存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骨。
墓前牌坊上书有“天地正气”四个篆字，那可是留影的最佳位置。